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经历及其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周易》，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治国的典籍，而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
《易传》第一次对《周易》作了系统的义理阐释。因为《易传·易辞》中的一句疑问之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后人遂将《周易》定性为“忧患之作”。
忧患之思，理应发乎得意之际而非困顿之际；周文王囚禁之中“演《周易》”，更多的是发愤之心，所以，他将《乾》卦列为《周易》首卦。《易传·象》概括《乾》卦卦义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刚健，君子应当以天道为法自强不息。这句话，才算体悟到了周文王的本意；自强不息，是《周易》的真精神。
《乾》卦的六个爻辞向我们透露：“自强不息”不仅包含有“君子终日乾乾”、“飞龙在天”的奋发进取之义，还包含有忍耐、忧患、自悔三义。
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是自强不息的起点。潜而勿用，原因有两：
一是自觉的积聚力量。一颗种子，在地下伸展根系，吸收水分养料，最后破土而出，往往漫长而又艰难。然而，越是漫长越是艰难的初始积聚，对于以后的整个生长发育过程往往越是有利。孟子有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讲的也是有为之人在其有为之前必要的力量积聚。忍，是力量积聚时期的核心精神。
二是与敌对垒时的量力而行。力量的强与弱，是比较的结果；选择进取还是隐忍，须因时度势。敌强我弱，就须忍；此时的忍，是明智而非怯弱，是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壮大自己。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羑里，是文王因时度势不得不前往殷都接受囚困，为自己部族争取时间壮大实力。如果没有周文王的羑里之忍，也就没有后来的武王克商和周王朝的一统天下。
华夏民族经风沥雨一路走来，既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也有忍辱负重的权宜。没有前者，后者便是没有脊梁的苟且者；没有后者，前者往往成为半途而废的失败者。《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五次出兵攻魏，皆无功而返；第六次出兵攻魏，命丧五丈原。正是一次又一次不自量力的出师，耗尽了蜀国的元气，成为三足鼎立中的第一个出局者。
忍，是一种理性的状态，是一种智慧的展开；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旦缺失忍，自强之路就随时可能中止。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主动性意识，存在于事业顺利、生活安逸的状态下，对可能发生忧患状况的思虑。《乾》卦的第三、四两爻，象征有较高和很高地位的人。九三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白天精神抖擞地做事，晚间怵惕思省。今人常说的“朝乾夕惕”，即由此而来。九四爻象征人的地位已靠近“九五”之尊，所以，爻辞的忧患意识更浓重：“或跃在渊，无咎。”这是一个令很多人羡慕的高位，却又是一个“伴君如伴虎”的高危之地，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自在情理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处身高位者、事业即将成功者必须具有的谨慎戒惧之心。
人类常常要面临两类患难，一类是自然降临的患难，另一类是人为造成的患难。前一类患难不可避免，后一类患难则往往由于处理得当而可以避免。忧患意识的一个作用，就是由于对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有了预期的考虑，从而为人们应对可能来临的灾害提供精神和物质准备。自然灾害的来临，先期都有征兆，“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这个道理。头脑中有了忧患意识，就会洞察一切，见微知著，将旋踵即至的灾难损害降至最低程度。头脑中缺少忧患意识，面对天灾征兆也会视若无睹，以致灾难降临时惊惶失措。忧患意识一旦缺失，自强不息往往难以保证。
忧患意识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对人为患难的可能性的预先考虑，提示人们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防范或消解。《周易·乾》中的“夕惕若厉”和“或跃在渊”，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形象表达。
自悔意识，是自强不息的第三个支撑点。《乾》卦的第五、六两爻为天爻，其中第五爻名称“九五”，象征君王之位，古时称君王为“九五之尊”，即由此而来。第六爻名称“上九”，位居“九五”之上，实属至尊。该爻的爻辞是：“亢龙有悔。”亢含有高、极两义；“有悔”是“夕惕若厉”、“或跃在渊”的延续，是随着人的自强不息的进程，在到达最高位置时，如何保持自强不息状态的一种理性的、自觉的反思，而不是面临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生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悔恨。“亢龙”，即居于最高位的领导者，要有自悔意识，要经常性地自觉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是“持盈保泰”、自强不息的不二法门。
“亢龙有悔”给我们很多启示。首先，长期居于高位的人，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迷信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更不可相信“一句顶一万句”的奉承。发觉错误，及时纠正，是一种自信的表达，也是自强不息的体现。我们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执政党整体自悔为前提的自强之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性质不在学术观点的争鸣而在自悔意识的确立，矛头指向“句句是真理”的“亢龙”迷信如何回归到“亢龙有悔”。正是这种自悔意识的回归，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与纠正，确立了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新国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自强不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其二，“亢龙有悔”中的“有悔”，是自悔而非替他人“有悔”。中国人有一个传统，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借古鉴今。于是，替古人“有悔”便成为一些人的专业。这一专业的形成，可能为了避免直面自悔的尴尬，于是借古喻今，说古人如何地好，是在暗示今人行为不当；讲古人如何地不好，也是在提示今人不可重蹈旧辙。绕了一大圈，旨在劝人“有悔”。
自悔直面现实，需要理性更需要勇气。能否自悔，也是衡量和检验领导干部素质优劣的一把尺子、一块试石。自悔意识不是身居高位者的专利，任何一个有自强心有事业心的人，都应该具有。古人说 “吾日三省吾身”，反省吾身，就包含着自悔的内容；自悔意识不仅存在于重大事情发生之后，存在于位极之际，也同样存在于平民百姓之身，存在于日常工作生活之中。总之，时时处处都能保持自悔意识，个人自强不息的愿景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整个民族的自强不息，也就有了最广泛最坚实的基础保证。
自强不息的丰富内涵，深深地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的心田里，形成为一种民族精神。《周易》滋润于华夏文化、福佑于华夏子孙，又岂仅于此。秦汉以来，大凡能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一类通史或教材中挂得上名字的学者，几乎都有研究《周易》的经历及其著作。不是这些学者成就了《周易》，将它从一本占筮书变成了哲学书、变成了修身治国的典籍，而是《周易》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开启了他们的智慧，净化了他们的灵魂。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也便在这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周易》研究、陶冶中绵延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