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先秦时它是六经之一，汉代时更被崇为五经之首，被当成是各种思想的大道之源。千百年来，易学工作者对其丰富的思想进行着不懈的探究。
本文试图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对《周易》进行探索和讨论，以请方家教正。

一、科层制——《周易》的管理体制论

《周易》产生的时代是宗法制时期，因而，其管理思想也就是说它对社会、社会组织的各种管理措施与主张不可避免地建立在血缘关系，对家长的效忠、依赖的基础之上。其领导者是权力最高者，也是权利最集中者，这就使人们长期以为《周易》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家长式管理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细心地研究《周易》的丰富内涵的话，就会发现《周易》所推崇和体现出来的社会管理制度不是家长制管理而是科层制管理。早在夏代时，我国就已经有了百官管理国家组织，这可看作是我国古代科层制管理的萌芽，而《周易》在吸收其先辈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备了这种理论，从而使处在萌芽状态的科层制管理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这一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序性 《周易》管理思想的有序性依赖于其本身的有序性。它本身的有序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六十四卦的有序性。根据通行本《易经》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六十四卦由乾坤两卦所生，在此基础上从屯开始直到既济、未济而结束，秩序严密。虽然汉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的卦序不完全相同，但它本身也有完整的结构，严密的顺序。二是事物发展演化的有序性，《系辞》讲：“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大业”在《周易》中主要指经济活动，这里泛指各种事业。这些东西都有内在的逻辑顺序，不可变更，不能替换。三是六十四卦中每一个卦的本身也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每个卦基本上都有阴阳二爻组成。而六爻中有上中下的天然顺序或秩序并分别对应着天道、地道、人道。这种有序的结构以及结构的有序性，为社会管理提供了可以类、效的蓝本，从而为管理者(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方便和可能，由此使最高统治者不必每事躬亲，而只需对有关(下一级)部门和人员发号施令即可收到理想的管理效益。
2．层次性 基于有序性，《周易》的层次性更为突出和明显，这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强调分层管理，其管理的实质是下级要对上级服务，而上级则应保证下级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同级部门间则强调协作配合。《系辞》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首先指出了在层次管理中“天”是不同层级的最高点，而“天”在这里就指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君，《说卦》讲“乾为天；为圆；为君……”把广大的臣民放在下层之中。这一思想在《序卦》中有更为深刻的阐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
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易》是在宗法制的基础上，由家庭的等级层次推广到社会中去。认为社会中人各自有不同层次，分属不同等级，附属于不同的组织部门，并且在不同组织部门中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即“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正矣”（《易传·彖》），并特别指出“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环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易传·说卦》）。对雷、风、雨、日、艮、兑、乾、坤等的不同职责进行了明确规范，这体现了它对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员有着不同要求。对处在同一层次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员，除了要求他们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外，还要求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互相协调，体现出层次性管理的整体效益，所以《周易》主张“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易传·说卦》，)认为这样才会“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同上)。它通过八卦变化之多动不息的对立运动和事物交合不悖相统一的思想，要求各部门能通过对立与统一实现相互配合，能变化而成万物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说《周易》主张对社会组织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责任有明确的分工，在实行权力分级的层次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相互配合，认为这样就会“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传·系辞》）才能“持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同上），才可以通过管理提高社会效益，实现政治清明、经济富裕、军事强大，即富国强兵的目的，才能保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严格地说，科层制管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然而，《周易》管理思想有序性、层次性的基本特点以及分科执掌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的主要内容，与近代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早在二千余年前，《周易》就已经形成了科层制管理的思想，这比西方近代科层制管理的思想早了一千多年。值得指出的是《周易》产生后我国古代社会的管理体制一直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即家长制，大权只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但这并不能抹杀《周易》的科层制管理思想，这只能说明其思想太超前而难以推广运用而已，其思想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

二、盛德大业——《周易》的管理目标论

以科层制管理为体制的《周易》，它所主张的管理有特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盛德大业。《系辞》指出：“显诸仁，藏诸用，持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盛德”首先指圣人和君子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即圣人体道，而这个道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之“道”，体会了这个道，就具备了“显诸仁，藏之用”的崇高美德。其次指不断更善日日增新，认为“日新之谓盛德”，盛德可以看作是《周
易》德治或政治的管理目标或管理理想。什么是“大业”呢?大业即是富有，《易传》讲“富有之谓大业”（《系辞》），原意指物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指经济的富足。
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中政治是第一生命，有了政治就有政权，但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做保证，就谈不上政治，谈不上特权。概而言之，盛德大业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丰硕成果，而这就是《周易》的管理目标。为了实现盛德大业的目标，其总的管理要求是崇德广业即崇尚美德和发展经济，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崇德 《周易》对道德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易传·系辞》作为阐释经文的重要篇章对德更是推崇有加。它指出“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拾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对树立道德的基础，施行、修养和充裕道德的方法以及巩固道德的途径，检验道德的标准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对六十四卦中的近三分之一的卦用道德来解
释，表明其对道德、对盛德的高度重视。具体地说来，其崇德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对德的政治功能有较为充分的认识。我国封建社会除秦朝实行纯法治外大都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并且把德治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这就是孔子所讲的仁政。在《周易》特别是《易传》中德治的观念比较明显，对德政、仁政的认识十分深刻。《系辞》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这就是说，天地的根本大德是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德是守住王位，但怎样才能守住王位，而顺利地进行统治呢?这就要靠仁政，靠道德。可见，《周易》把道德与政治统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仁德、仁政当成是进行政治统治的首
要前提或基础，从而肯定了德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其二，认识到德与个体、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德可以促使人成为圣人或众人之长。《易传，文言》指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而《系辞》也指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把道德当成人“长人”“成名”的途径和手段。《彖》指出“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象》则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懿文德”，这又把道德当成教化百姓的根基，认为德行、美德是教育百姓成为顺民的保障。其三，认为德
行是人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传·象》)，“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易传·系辞》)。认为一个人只要潜心道德修养，就会没有过错，可以心胸宽广坦荡容纳万物，从而取信于天下成为一个君子，即“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同上)。由此可见，它把德治当成治天下的基础和手段，即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而它重视道德与个人的关系，实际就是主张通过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使人有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品行，从而有利于其统治的稳定。
2．大业 《易经》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要为成就大业的人提供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参考，实际上，“大业”正是《易经》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易传》在释《经》的过程中，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且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引申，使大业成为其追求的管理目标或管理理想。大业是事业即“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传》的解释来看，对大业、事业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经济强盛。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盛德大业并称，因为盛德作为一种德治政治必须有经济为基础来做保障，这样才能“以财聚人”，所以财成了富有的代名词。追求富有即追求财，而追求财，要富有之大业的内容主要有二方面：一是重农业兼顾工商业。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无农则无国，所以十分重视发展农业，这在《周易》中亦有深刻体现，如《易经》提倡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反对“不耕，获；不菑，畲。”(《无妄·六二》，要求“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提倡通过制造农具加快发展农业，并要求发展渔业即“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为渔”（《易传·系辞》）。发展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的齐国发生了变化。齐国由于管仲的大力改革，把工商业当成经济支柱，这一思想在《易传》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这表现为《易传》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其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如制造农具、舟车、弓矢等，这是实现工业所必须的，故《系辞》讲“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这就是说要制造出足够的器具供人们使用，从而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以实现富有之大业，正所谓有工而富。发展商业也是《周易》追求富有之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易传·系辞》讲“日中为市，致天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即部分农、工产品的相互交流而使天下人互通有无，从而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大业得以实现。二是要善理财。重农业兼顾工商业可以说是富有之源，无农、无工、无商就谈不上富有，谈不上有财，更谈不上什么大业。但是有了农工商业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经济势力，是不是就一定富有了呢?也不是，还必须善理财管理好财物，一方面，要使财物有所用，用到正当该用之处，所以《易经》主张“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理财指的就是治理或管理财物，使财物用之有方，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另一方面，要节俭，反对奢侈。《易传》指出君主应“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臣民则要“以俭德辟难”，要求人们“安节之亨；承上道也”‘《象》’，即让百姓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服困难，而统治者则节俭顾民“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彖》）。
总之，《周易》以盛德大业为管理目标，试图通过有效的管理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国富民强的政治目的。

三、阴阳之道——《周易》的管理决策论

决策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决策是管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周易》对这个问题也有较为令人满意的答复，在它看来，要决策并使决策有针对性、实效性、长远性就要进行预测，即以预测为基础，然而，在此基础上果断决策即决定行动。从预测来看，《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这是没人怀疑的，而且用易最早的时候其意义极可能就是以占卜吉凶为主要内容。正如朱熹所说“易本卜筮之书，想当初伏羲画八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做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爻辞尸……皆解当初之意。”(《朱子语类》)可见朱熹不仅把《易经》的内容即卦象当成是筮书，而且认为卦辞和爻辞亦是为卜筮而做，此说似可信。从《易经》来看，其卦辞、爻辞都是先贤圣人的经验总结，所以后人就不怀疑其占筮之功用。这可从《易传·系辞》的阐释中看出端倪，“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认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因此这就为管理预测提供了方便和基础。《易传·系辞》讲“《易》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预测是决策的第一步，但预测一定要观天文、察地理，即详细了解管理的环境’、对象、过程及方法等各方面条件，对这些条件做到心中有数，“知幽明之故”，然后据此来做决策。进行预测还要依据阴阳之道，阴阳之道是《周易》最基本的一对范畴，整个《周易》可以说始于阴阳终于阴阳而由阴阳组成，而阴阳变化的阴阳之道就是预测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道为预测依据时主要是指规律之道，正是这个规律之道可以为决策、预测提供方便，故《易传·系辞》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是对阴阳之道对预测作用的极好解释，在它看来知阴阳之道(事物发展规律)，就知刚柔相推之理，于是就能知天地变化，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系辞》，“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而为预测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对于《周易》来说，其预测基础——阴阳之道就是要细于观察，善于类推而明于变化。从决定行动来看，《周易》主张要坚决、果断，反对犹豫不决，因为犹豫就会心生疑虑，心生疑虑就会瞻前顾后，坐失良机，“《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易传·杂卦》），这是说管理中进行决策时，要坚决果断，不能像《解》卦讲的那样松懈舒缓，犹豫不决而贻误战机。

四、变易协调——《周易》的管理方法论

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周易》十分重视管理方法，而其管理方法概而言之主要有二类，一是变易，二是协调。正是通过变易和协调来实现管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
(一)变易 “易”就是变化，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序》)，《易传》也讲“生生之谓易”(《系辞》)，认为易就是变化、变易。变易亦即变化、变通、改革之意。这成为其管理的主要方法。为什么要变易、变通、改革呢?首先，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就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永远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稳定”水平上，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因此说变易、变通、改革是事业成功、社会进步的基础。其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通畅，只有通畅了才能使社会得到进步与发展，并使社会统治得以长久地存在下去，所以《周易》主张对于过时的方针、政策、制度要进行改革，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传·系辞》’。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改革过时的制度、政策，才能使百姓乐于进取而不知懈怠；也只有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变化，才能使百姓适应改革的社会思潮，从而投身于改革、发展的大潮中去。另外，革新、变易也是治国平天下安身保国的必要条件，它指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同上，。那么，怎样变易、革新、变通呢?《周易》提出了几条基本原理。一是要顺天或应天而变。这是说，变易革新要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进行，不能逆规律，逆历史潮流而行，指出要“广大配天地”，主张“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易传·象》)，认为只有顺承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可以资生万物，“应乎天而时行”(《易传·彖》)。特别是在《易传·彖·革》指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把商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周武王推翻商朝建立周王朝的革命看作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二是要顺时而变。即是说，变易、变革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选择适当的时机，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只会徒劳无益。《易传》指出“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要求变通、变革适应四时的变化，并特别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要求“观乎天事，以察时变；观乎人事，以化成天下”‘《彖》，，认为只有随时而变“与时行”才可见“天地万物之情”(同上)，一旦时机成熟，环境允许，就要尽快地实行革命；如果不成熟，就不能急于变易，如果已经开始变易，也应该马上停止。所以，它要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同上)，真正做到“君子以治历明时”(《象》)，“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三是要应乎人。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仅仅顺天趋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改革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改革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所
以改革的受益对象也包括广大的黎民百姓。因此，改革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能否满足广大百姓的愿望，能否满足他们的需要，是变易改革成败的关键，因为“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易传·彖》），所以，《周易》在顺乎天、顺乎地、趋于时的基础上，还要应乎人，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愿望、利益与需要。它指出“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主张“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易传·系辞》)，要
求变革变易以明察民情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而“使民不倦”“使民宜之”，并能充分发挥人道的作用。“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同上)。
(二)协调 无论哪种管理，都是对人财物的管理，实际上，管理就是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这其中尤其是要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要旨，也是《周易》所推崇的管理方法。《周易》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要求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矛盾激化，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反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出现“太过”和“失中”两种情况。并指出太过则反，即物极必反，人就会走向反面。而失中则致于凶，会使自己(指统治阶级)处于凶险的境地，故而它提出协调的中和、平衡思想，认为“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彖》），这同孔子的和为贵以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极其相似。它的协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中正 《周易》认为中正是管理中追求的较为理想的协调结果。它指出“刚柔分而刚得中”，“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易传·彖》），认为中正可以观天下得吉利，有利于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从《易传》对经文的解释看，经文中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二爻、五爻为得其中。因为二爻、五爻分居下、上卦之中，而传统的理解认为得其中则为吉，即使不得位的阴爻阳爻也可因其得中而吉。如《易传·彖·节卦》“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刚指上坎为阳卦，柔指下兑为阴卦，刚得中指九二、九五分居下，上卦之中。王弼注云；“坎阳而兑
阴也，阳上而阴下，刚柔分也；刚柔分而不乱，刚得中为制主，节之义也。”故“节，亨”。这对管理来说只要使人们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之中社会就会稳定，就会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等级分明，从而有利于其统治。
2．当位 《周易》之爻有当位不当位之说。一般说来，当位则吉，不当位则凶。实际上位是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或代表的身份。当位指地位的恰当，说到底，当位是统治阶级强调尊卑关系，让百姓民众安于现状的一种理论，因为它把阳、阴、君子、小人的关系及君臣、父子间的主从关系看作是自然赋予的一种不可移易的本性。《易传》指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因此可见，《易传》的作者把人们之间的那种尊卑、主
从、依附、上下的关系当作是当位的东西。这些当位的东西不能随意变化，若变化则为不当位，就要受到惩罚。所以，《周易》把当位看作是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3．相应 协调也指上下相应，对立统一。因为对立本身也是一种协调，并且是事物发展变化不可缺少的协调；统一相应也是协调。所以《周易》除追求中正、当位外还强调相应与对立统一。从《易经》六十四卦看，乾坤二卦是父母卦，其它六十二卦皆由此而生，这些卦中有许多是对立统一的，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等都是完全对立的卦象。这成了六十四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周易》强调对立更重视相应、相交、和谐、统一，如《易传》讲“泰：小往大来。吉，亨”，指的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彖》’，把上下相交当成事物亨通的条件。并对否卦的上‘下不交而带来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后果深感不安。所以它反对上下不应上下不交，要求上下相亲，指出“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易传·文言》）。在它看来上下相亲即是相应，相应则社会上下团结一致，从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
·系辞》）。正如《周易正义》所讲“有感必应，万事皆通”。这就是说阴阳交感则成大业。而阴阳分别代表不同等级、地位的人，因此，它所主张的实际是要求万民相通而成就盛德大业。在这里，上下相应就包括了要沟通上下左右多方面的信息，使人们团结一致，和谐发展，共同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从而使社会处在有序的运行状态中。
总之，《周易》是要通过变易、协调等管理方法以实现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从而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民为邦本——《周易》的管理主体论

现代管理学在把人、财、物当成管理对象的同时，也把人当成管理的主体。《周易》在这个问题上更看重人是管理的主体，把人看成是社会稳定、发展，使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本之所在。它的主体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民为邦本，重视圣人的作用。《周易》认为易有三道即天道、地道、人道。三道又称为三才。其中，天道、地道只有通过人道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它认为圣人是人类的杰出代表，正是“圣人设卦，观象系辞”才“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系辞》)，而设卦观象系辞主要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上)，从而“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气”以便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同上)，通过圣人而通天、地之道，察
百姓之情，即“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为民用”(同上)，把天地、自然界中规律性的东西总结给天下百姓，让老百姓运用它。像包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黄、尧、舜则“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同上)。正是圣人能通天地之道并效法“天地变化”而治理百姓，“穷理致性以至于明”，从而使人能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以发
展社会。除此外，圣人还通晓人道，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传·彖》)，能“通天下之志”而“民从之”(同上)，从而，“知进退之道，而不失其正”(《易传·文言》)，化成天下，使百姓安于现状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易传·彖》)。
2．重视管理者的道德修养。由于圣人、君子是社会的管理者的代表，其道德品行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百姓的教化、管理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周易》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崇德，并能坚持不懈加强修养。特别是《易传》对此问题的认识更高，如前所提它曾对近20个卦用道德来解释，并把“履”卦当成树立道德的基础，以“谦”卦为施行道德的柯柄，以“恒”为巩固道德的前提，把“损”卦当成修养道德的途径，把“益”卦当成充裕道德的方法，把“困”卦当成检验道德的标准，把“井”卦当成居守道德的处所。《周易》正是以此为基础对道德的修养与维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重视和要求积善成德。它指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易传·系辞》)，认为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就可以充裕道德而扬名天下。反对那种不积小善的人生哲学，指出“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弃，罪大而不可解”，从反面指出要积小善为大德，并能去恶，“遏恶扬善，顺天休命”。“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易传·象》)。二是要求忠、信，讲信义。
指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传·文言》)，把讲求忠信当成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还指出“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更把忠、信、义当成与道德日夜相伴不可缺少的东西，要人们即使身处险境也要讲信义，正所谓“行险而不失其信”。三是讲究持之以恒。修养道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持久、恒常，只有长期不断地修行，才会有大德、盛德，所以，《易传》指出要“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彖》)。由此而达到“天下化成”的目的，并主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象》)。四是要求进行反求诸己的自我修养。它认为仅仅通过别人的教育、示范影响，不能完全实现德行的修养和维持，所以它要求除了“以省方观民设教”，“以振民育德”外，还要重视自我修养。重视“以惩忿窒欲”，特别是要求“以恐省修者”(《易传·象》)，正如《周易正义》所言“君子恒自战战兢兢，不敢懈怠，今见天之怒，畏雷之威，弥自修身，省察己过”。它还主张谦虚，让人有厚德载物的胸怀，认为谦虚的人能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能促进德行日渐成为大德的美德，即“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传·彖》），因为一个人有了谦虚的态度，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虚心向别人学习，故它主张“君子以虚受人”（《易传·象》)，而“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就是说有功劳且谦虚是万民心悦诚服的条件，而要谦虚就应“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易传·系辞》)，真正做到“居上不骄，在下不尤”。另外，他还主张宽容勤劳，不违则等。它认为管理者只有身怀盛德并坚持不断提高其水平，才会为管理成功提供基础。
3．要求爱民。由于《周易》认识到民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它要求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有爱民的思想，《易传》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仁与义是人道的根本，是实现领导与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仁就是仁爱，《易传》之《文言》讲“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彖》则要求“容民蓄众”，主要是主张管理者体恤民情，并有“交相爱”的思想。为达到爱民的目的，《周易》要求首先要发
展生产增加财富，认为这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要求不劳民伤财，《易传》讲“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彖》)，认为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违背农时是爱民的重要内容，这样，百姓就会安心于生产，满足于现状。它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是要求百姓手中也有一点财富而能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此外，它还主张从富者手中拿出一些财富，分给那些没有财富无法生活或极少有财富而难以维持生活、生存的黎民百姓，即“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易传·象》)，认为
“损上益下，民悦无疆”(《易传·彖》)，由于这样，统治者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这体现了一定的养民颐民思想。另外，《周易》还主张教民，如《易传》要求“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主张教给百姓各种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方法等，从而，使百姓能自求生存并为统治阶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它也要求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通过“振民育德”，使他们成为顺民、驯民。其教化主要是根据天地之道即“圣人之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
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彖》)，这样就可以达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同上)，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
综上所述，《周易》有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特别是其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它的精华。如果史料记载不错，我们的分析无误的话，那么，科层制管理可以提前到公元前2000余年前，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科层制管理的出现早了1800余年，可以说，这是我国对管理学的杰出贡献。另外，其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及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工程学院稷下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