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伏羲因各种因缘遇合，画出了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后来辗转传到了文王手上。文王就不简单了，他依据伏羲的先天八卦，画出了著名的后天八卦，完成了八卦相重的推演过程，变三爻为六爻卦，从而推导出《周易》现在的六十四卦，确立了卦名，并给每一卦写下了卦辞，基本确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的框架结构。假如说伏羲画卦是以象形的方式，记载并展现一种心法的话，文王则是把伏羲的八卦融汇贯通并展示开来，演绎出六十四卦，并对六十四卦加以文字说明，从而使《周易》的图象与文字结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那么，文王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这还得从文王的家世说起。

    《史记·周本纪》有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日姜原，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说，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如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俗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臻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这是文王先祖的情况,确实有半人半神的味道。显然，那是在成文历史之前的上古。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文王的祖父古公。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子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用现代白话描述即：渭水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周人部落因此繁衍。到了古公亶父一代，周人定居在岐山下的周原。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季历有一子名叫姬昌。古公看到了姬昌，也就看到了家族未来的希望，根据家中女人都很正直善良而贤惠的情况，以及姬昌儿时的面相，于是感叹道：“周人要兴旺，大概要在姬昌一代吧！”太伯和虞仲眼见父亲想传位与弟季历以传昌，自已继位无望，于是远走他乡，纹身断发，当了蛮夷的首领。
    这是文王（姬昌）家族的有关情况。
 
    上边说到文王（姬昌）的家族，以及其祖父古公对他的期望。但是文王本人又如何呢？
    我们从，史记》的记载知道，姬昌领导周族后，不耽畋猎。他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能人贤士纷纷归于门下。一天，姬昌出猎到渭水北岸，见一老翁在垂钓，暗自想到，今天占卜言我此次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那是何物？于是，他上前与老翁见礼，交谈之后，惊叹老者渊博的学问与过人的见识，想起祖父遗言：必有圣人至周，周人因此兴盛。莫非他即圣人（这就是盛传后世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也说明文王的祖父精于占卜，而文王至少当时已深解占卜的原理）？姬昌称老翁为“太公望”，立为太师。自此，姬昌更具贤名，商纣的部下争先恐后投奔于他，并且其中很多人成为他忠实而优秀的助手。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按《首先经》的说法：“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依。”仁德的文王最终因仁德而获罪。
    正是文王姬昌的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崇候虎见状忧虑，于是向商纣王进谗：姬昌积善修德，笼络诸侯，长此以往，必对大王不利。于是纣王下令，将姬昌囚于羑里。
    这是文王姬昌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这段经历肯定是痛苦的。纣王会不会除掉他？或者是不杀他，而让他老死狱中？如不然，则又会在狱中被囚多少时间？部下营救的计划应该怎样实施等等问题，都需要姬昌有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理解。据说，正是姬昌面临这样的人生危机，迫使他拿起《易》这种武器，他将先天八卦的理，彻底运用于人事，判断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今后行动的纲领。
    于是他在狱中演易的时候，依据先天八卦，首先画出了后天八卦图，也就相当于找到了将八卦运用于人事的具体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卦的昭示，知道了自己未来的生命前景，使得他能以从容的人生态度来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利用在狱中的充裕时间，又将八卦想重，改三爻卦为六爻卦，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分出了上下经，为每一卦确定了卦名，并写出了每卦的卦辞。
    按照青城山全真教派的口头传承，说文王姬昌的《易》学直接得到他母亲的亲传。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已无从稽考。但从《史记》的记载，说文王姬昌的母亲和祖母都很贤良的情况看，姬昌至少受到了相当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其祖父善卜来说，文王姬昌的《易》学，得到家长的真传是肯定无疑的。
    加上他成年后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各种锻炼，在书本知识之外，更具备了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的真知，使他在有需要和时间前提下，实现了将《易》学发扬光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