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易经、易传、易学这四个概念常常被人提到，而且容易混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它们有所了解。

《周易》起初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人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他们就开始对《周易》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诠释，从而赋予《周易》日益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盛行。到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放异彩。其中出现了对《周易》进行系统阐发的《系辞》等作品，汉人总称之为《易传》。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焚书坑儒，《周易》、《易传》等书因被当作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并继续流传。至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将《周易》与《诗》、《书》、《礼》、《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并立于学官，都尊称为“经”，以示其为千古不变之常道，世人必遵之天理。《易经》被奉为五经之首。西汉易学家费直为便于人们学习《易经》，遂把《易传》与《易经》合编在一起，东汉经学家郑玄又将《彖传》、《象传》附于相应的卦爻辞之后，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广为流传，形成后来的通行本《周易》。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汉简《周易》，以及1995年左右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皆与通行本《周易》不很相同，说明《周易》有许多不同传本。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传本是通行本《周易》，我们也将以通行本《周易》为主展开讨论。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作如下界定：

周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周易》是指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由《乾》、《坤》、《屯》、《蒙》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广义《周易》则包括狭义《周易》和《易传》。

易经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经》即狭义《周易》。广义《易经》即广义《周易》。

易传还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传》是指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狭义《周易》的经典诠释，共有七种十篇，即《系辞》上下、《彖》上下、《象》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汉人又称之为《十翼》，取意为十篇诠释狭义《周易》之作犹如《周易》的十个羽翼一样，助其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中展翅高翔。广义《易传》则指包括狭义《易传》在内的阐发狭义《周易》的一切作品，其中有的汉初以后易学家的易学作品也称《易传》，如西汉易学家京房（字君明，公元前77～前37）[5]作的《易传》，北宋大思想家程颐（1033～1107）作的《易传》等等。

易学是指研究广义《周易》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学问的一门学科。

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另一个《周易》传本。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帛书《周易》古经，由《键》、《妇》、《掾》、《礼》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另一部分是帛书《易传》，共六篇，即《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缪和》、《昭力》。[6]

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中的汉简《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又一个《周易》传本。阜阳汉简《周易》破损严重，只整理出3119字，其中属于《周易》经文部分的只有1110字，包括卦象五个，以及部分卦的部分卦名、卦辞、爻题、爻辞；还有不见于通行本《周易》的卜辞2009字，是认识汉代易学的重要材料。[7]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简《周易》，是与通行本《周易》不大相同的又一个《周易》传本，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周易》传本，其内容似乎可以与流散香港的《周易》零简相缀合。上海购藏的战国楚简《周易》尚未全部公布，只在上海博物馆展览过两支竹简，简文有红色和黑色的符号，不见于通行本《周易》，有特殊的意义；简文内容与通行本《周易》几乎相同。[8]

这些《周易》新版本的问世，对于促进《周易》和易学的深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1993年3月出土于湖北江陵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有两个版本。这不仅使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古人的“三易”之说，而且还要求我们重新研究《周易》的成书问题，把中国经学的研究推至前《周易》时代，以致于改写中国经典和经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