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卜筮起源、《易经》形成，易学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易学学派林立，著作浩繁，各具风采，仪态万方。一般来说，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象数学派主要从卦爻象、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和阴阳奇偶之数的角度研究易学，着力探索易学象数符号系统的本质、机制、应用等问题；义理学派主要从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在意蕴的角度研究易学，着重阐发易学符号系统的深刻哲理。

易学史可分为先秦、汉易、晋唐、宋易、清代、近现代六大阶段。

先秦时期，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已各具雏形：《左传》、《国语》中的多数筮巫属象数学派，《易传》的多数作者属义理学派。

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昌明经学，尊《易经》为五经之首，使易学大盛。据文献记载，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田何传《易》于周王孙、丁宽、服生，后又传于杨何。丁宽传于田王孙，田又传于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传于焦赣，焦又影响京房。京房易学有很大创新，后发展为占术。施、孟、梁丘、京四家皆立于学官，是为西汉官方易学，属今文经学，多为象数学派代表，尤以孟、京的卦气说影响最大。所谓卦气说，就是以《周易》卦象解释一年气候和自然现象变化的易学理论，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而形成的一个自然哲学体系。西汉民间易学以费直为代表，费传于王横，高相传于子康、毋将永，属古文经学、义理学派。

西汉末年，由象数学派的神秘主义倾向发展出谶纬之学，遂有《易纬》产生，将象数易学神学化。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不满于孟喜、京房及《易纬》对《周易》的神秘化阐释，另辟蹊径，仿《周易》而作《太玄》，对西汉易学作了一次总结，为卦气说等象数易学提供了哲学依据。

到东汉，范升治孟氏易，传于杨政。而陈元、郑众等皆治费氏易。后马融又传于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作《易传》，都属费氏易传统。从此，费氏易大兴而京氏易渐衰。然治费氏易者也受到京氏易及《易纬》的影响。曹魏时期的王肃主费氏易而斥京氏易，他注解《易经》重义理，言简明，成为王弼易学之先驱。同时代的虞翻（164～233）在京房、荀爽的基础上提出许多解易新体例，将卦气说引向卦变说，是为汉代象数易学又一高峰。

另外，汉代易学除上述儒家系统外，还有道家黄老系统，西汉的刘安、严君平，东汉的魏伯阳为其代表，前两位为义理学派，后者为象数学派。魏氏的《周易参同契》提出月体纳甲说，将卦气说与道教的炼丹术相结合，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程序，成为道教易学的开山之作，号称“万古丹经王”。

魏晋至隋唐是易学主流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大变革时期。魏晋玄学创始人王弼（226～249）首开先河，抛弃汉代象数易学，继承费直、王肃易学，合参老庄而作《周易注》，义理易学为之大畅。晋人韩康伯（332～380）为王弼未注的《易传》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作注，从义理的高度进一步发展了王弼易学，遂使王弼易学独冠古今，汉代易学随之日益衰微。王韩易学有严重的玄学化倾向，使《周易》与《老子》、《庄子》并列为“三玄”。这时，还有阮籍、荀粲、萧衍等人宣扬玄学派易学。同时，荀融、管辂、干宝等又认同汉易传统，反对玄学派易学。两派互相攻驳，各有主张，旧称郑（玄）王（弼）之争。南北朝时郑王之争虽然仍在继续，北方尊郑易，江南崇王学，但已同时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为唐代易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隋唐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两部融汇前人易学成果的名著，即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前者采王韩《周易注》，并在兼容其他各派易学成果的基础上对它作了进一步解释，成为唐代官方易学。后者则推崇郑学，主要是汇集汉易系统如郑玄、虞翻、荀爽、干宝等三十余家的《周易》注释，对王韩易学也有收录。此外，佛道学者也有人援引易学解说其教义，有的还创出一套世界生成图式，作为其理论基石，如《道藏·洞玄部》中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以太极为天地之大本，属道教易学。

到北宋，易学又进入新的鼎盛阶段，史称宋易，并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宋易是宋学的组成部分。宋学是推崇儒家、融汇佛道的宋明儒者对儒家经典不重训诂而主阐发义理的新学派，与重训诂、考据的汉学相区别。北宋易学中的理学派有胡瑗、程颐，程作《伊川易传》；象学派有陈抟、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1017～1073），周则兼讲义理，作《太极图说》，论述宇宙生成过程，为儒家人伦学说提供了世界观基础；数学派有邵雍（1011～1077），创先天学；气学派有张载（1020～1077），作《横渠易说》和《正蒙》。

南宋时，程、张、邵三家易学广为流传，而以程氏易为主导。象数易学也是通过程朱学派而得以发展的。如程颐的再传弟子朱震对象数易学的整理，朱熹的好友和学生蔡元定及其子蔡沉对河图洛书的阐发。朱熹则集前代易学成果之大成，以程氏易为宗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影响极为深远。杨万里（1127～1206）兼容程颐、张载易学，作《诚斋易传》。陆九渊（1139～1192）的大弟子杨简（1141～1226），继承程颢、陆氏易说，以心解易，作《杨氏易传》和《己易》，创心学派易学。功利学派的薛季宣、叶适（1150～1223）等人也研究易学，提出河图、洛书为古代地图、地志等新观点。

元明两代程朱理学立于学官，宋学终于取代了汉学。朱熹的《周易本义》成为官方易学，出现了大批注释《本义》的作品，如元代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和《易学启蒙翼传》，其子胡炳文的《周易本义通释》，其学生董真卿的《周易会通》，都阐发朱氏易。明朝胡广（1370～1418）奉明成祖之命编《周易大全》，即以胡一桂之作为蓝本。《周易大全》的颁布，使朱氏易取得统治地位。

由于朱氏易并不排斥象数易学，使元明两代的河洛之学和邵氏先天易学皆有所发展。许多学者提出各种图式以解《周易》，形成易图学。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元代道教大师雷思齐上承刘牧、邵雍，推衍出许多图式，属数学派。俞琰、张理和萧汉中等人则发展了象学传统。到了明代，象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取象说，又兼论理和数，同程朱派的取义说展开论争，来知德（1525～1604）为其代表。其后，方以智（1611～1671）父子的易学对元明以来的象数易学作了一次总结，是象数易学的又一高峰。

相反，元明义理学派多因循程朱，不敢疑义，创获不多。到明代，才有蔡清、罗钦顺、董佐倾向于气学派易学，湛若水、王畿倾向于心学派易学。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则站在气学派的立场，继承宋明气学派、象学派传统，修正了程朱义理易学，批判了心学派、数学派易学，对宋明以来的易学成果作了一次历史性总结，写下了许多易学著作，标志着宋易的巅峰和终结。后来，康熙命李光地（1642～1718）编《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恒等人编《周易述义》，皆以朱氏易为本，兼采其他易说，虽无创见，但说明宋易仍居官方正统。

清代在学术上是从修正宋易而走向复兴汉易的时期。在力主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末清初一批学者从考证和辨伪角度清算宋易中的象数之学，揭露它与道教易学的联系，批评朱氏易宣扬图书之学的错误，黄宗羲（1610～1695）、黄宗炎、毛奇龄（1623～1716）、胡渭（1633～1714）等人为其代表。到乾隆嘉庆年间，文化高压政策把学者逼入故纸堆，使注重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的汉学兴起。惠栋（1691～1758）是清代汉易的倡导者，作《周易述》、《易汉学》等，唯汉易是从，未有创新。张惠言（1761～1802）专攻虞翻易学，试图全面恢复之。焦循（1763～1820）作《易学三书》，主张会通各家易说，试图创立自己的体系。清代易学不重义理，笃信汉易，理论思维方面极少建树，是古代易学发展的一个低谷。

及至近现代，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国人视野的开阔，使易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现代易学可大致分为注释派、考证派、阐发派、科学派。

注释派偏重于注解《周易》，沈竹初、尚秉和（1870～1950）、高亨（1900～1986）为代表。尚氏的《周易尚氏学》集象学之大成。高氏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主张经传分开，少谈象数，为此派扛鼎之作。

考证派偏于考证易学的有关问题。于省吾的《双剑誃易经新证》、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在考证的基础上注解《周易》。余永梁、郭沫若、顾颉刚、屈万里、李镜池等考证了《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高明、王明、白寿彝、王忠林等则考辨了一些易学专门问题。郭沫若、胡朴安、屈万里、黎子耀等则从《周易》探讨古代历史、风俗。张政烺等人考证认为《周易》卦象源于古代数字卦。

阐发派偏重于阐发《周易》义理及其与哲学、宗教、文化、政治、管理、文艺、中医等的内在联系。杭辛斋作《易楔》、《学易笔谈》等，欲融古今中外于一炉。周善培、朱谦之、金景芳、朱伯崑、余敦康、刘纲纪等各有发明。

科学派着力于探讨《周易》与现代科学的内在关系。以严复、沈仲涛、薛学潜、刘子华、丁超五等为代表。他们受启于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对易卦符号与二进制之内在关联的研究成果，以《周易》符号系统与现代科学中的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天文学、遗传密码、数字等相互发明。但多限于以现代科学比附《周易》，而少见有以《周易》原理推进科学进步之成果。这方面较好的著述当属董光璧的《易学科学史纲》和《易图的数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