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说到,伏羲因各种因缘遇合,画出了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后来辗转传到了文王手上。文王就不简单了,他依据伏羲的先天八卦,画出了著名的后天八卦,完成了八卦相重的推演过程,变三爻为六爻卦,从而推导出《周易》现在的六十四卦,确立了卦名,并给每一卦写下了卦辞,基本确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的框架结构。假如说伏羲画卦是以象形的方式,记载并展现一种心法的话,文王则是把伏羲的八卦融汇贯通并展示开来,演绎出六十四卦,并对六十四卦加以文字说明,从而使《周易》的图象与文字结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那么,文王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这还得从文王的家世说起。
《史记·周本纪》有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日姜原,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说,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如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俗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臻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这是文王先祖的情况,确实有半人半神的味道。显然,那是在成文历史之前的上古。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直到文王的祖父古公。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子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用现代白话描述即:渭水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周人部落因此繁衍。到了古公亶父一代,周人定居在岐山下的周原。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太伯、虞仲和季历。季历有一子名叫姬昌。古公看到了姬昌,也就看到了家族未来的希望,根据家中女人都很正直善良而贤惠的情况,以及姬昌儿时的面相,于是感叹道:“周人要兴旺,大概要在姬昌一代吧!”太伯和虞仲眼见父亲想传位与弟季历以传昌,自已继位无望,于是远走他乡,纹身断发,当了蛮夷的首领。
这是文王(姬昌)家族的有关情况。
上边说到文王(姬昌)的家族,以及其祖父古公对他的期望。但是文王本人又如何呢?
我们从,史记》的记载知道,姬昌领导周族后,不耽畋猎。他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能人贤士纷纷归于门下。一天,姬昌出猎到渭水北岸,见一老翁在垂钓,暗自想到,今天占卜言我此次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那是何物?于是,他上前与老翁见礼,交谈之后,惊叹老者渊博的学问与过人的见识,想起祖父遗言:必有圣人至周,周人因此兴盛。莫非他即圣人(这就是盛传后世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也说明文王的祖父精于占卜,而文王至少当时已深解占卜的原理)?姬昌称老翁为“太公望”,立为太师。自此,姬昌更具贤名,商纣的部下争先恐后投奔于他,并且其中很多人成为他忠实而优秀的助手。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按《首先经》的说法:“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依。”仁德的文王最终因仁德而获罪。
正是文王姬昌的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崇候虎见状忧虑,于是向商纣王进谗:姬昌积善修德,笼络诸侯,长此以往,必对大王不利。于是纣王下令,将姬昌囚于羑里。
这是文王姬昌一生中的重要经历,这段经历肯定是痛苦的。纣王会不会除掉他?或者是不杀他,而让他老死狱中?如不然,则又会在狱中被囚多少时间?部下营救的计划应该怎样实施等等问题,都需要姬昌有清醒的认识与深刻的理解。据说,正是姬昌面临这样的人生危机,迫使他拿起《易》这种武器,他将先天八卦的理,彻底运用于人事,判断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今后行动的纲领。
于是他在狱中演易的时候,依据先天八卦,首先画出了后天八卦图,也就相当于找到了将八卦运用于人事的具体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他通过卦的昭示,知道了自己未来的生命前景,使得他能以从容的人生态度来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利用在狱中的充裕时间,又将八卦想重,改三爻卦为六爻卦,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分出了上下经,为每一卦确定了卦名,并写出了每卦的卦辞。
按照青城山全真教派的口头传承,说文王姬昌的《易》学直接得到他母亲的亲传。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已无从稽考。但从《史记》的记载,说文王姬昌的母亲和祖母都很贤良的情况看,姬昌至少受到了相当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其祖父善卜来说,文王姬昌的《易》学,得到家长的真传是肯定无疑的。
加上他成年后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各种锻炼,在书本知识之外,更具备了丰富的阅历和实践的真知,使他在有需要和时间前提下,实现了将《易》学发扬光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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